搬运自我在知乎的回答。觉得可以作为一种哲学的思考模式的小例子。

• 问题的形态之一：“凭什么说科学是绝对正确的？”——这个问题询问的对象是“我们凭什么”，指向一个划界的标准。那么这个问题的完成形态应是：是怎样的一种学科有权置身于终极意义/最高价值之中，科学是不是其中的一个学科，亦或是那唯一的学科？（通俗点说，为什么是科学而不是跳大神能占据这个“绝对正确”的高地。）——因为，只有我们知道怎样的一种学科可以称作绝对正确的，我们才能知道这样的一种学科能称为正确的。值得注意的还有对“绝对正确”的定义——尤其要注意其中“绝对”二字——这意味着，如果一种真理观仅仅是符合论/融贯论/真值论/冗余论的真理观，那么这种真理观就仍处于争议中，不能占据“绝对”的地位。所以在这个语境下的“绝对正确”，等效于终极意义和最高价值。而但毫无疑问的是，一旦涉及意义或价值问题，科学就丧失了其垄断权。因为对于意义或价值的回答必定超出科学的范围。比如这一经典命题：“只有被证明的东西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对此，似乎科学提出了一个价值命题。但这只是假象，因为科学的语句只能是这样的：这个现象有效、这个现象被证明了、这个现象与假说不符合——科学语句是对事实的陈述，不应是对意义的描摹。因为意义或者价值不是合法的科学现象，换而言之，意义和价值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正如《逻辑哲学论》的命题6.41所言：世界的意义必定存在于世界之外。
• 这个问题的第二种形式是——“科学凭什么是绝对正确的？”——这个问题问的是“科学凭什么”，其意图是探寻科学的根基，指向的是“何以可能”（这是一个康德式的问题）。依据前述的推论，以上问题的完成形态应该是“科学何以可能与最高价值/终极意义产生直接联系？”而这个问题又要求我们解答一个作为前设的问题，也就是，“科学能否与最高价值/终极意义产生直接联系？”。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不知道“是否可能”，我们就不能知道“如何可能”。这个问题同样不是科学能回答的。因为在我看来，科学自身甚至不能回答自身何以可能的问题。
  
  

科学不能回答自身何以可能的问题，其核心在于以下的情况：我们如何能确定自己的认识能够准确无误地“切合”对象？换而言之，一种认识如何能确定自身与认识对象是否符合？而正如之前所言，如果我们不能知道这种认识与对象间的“符合”是否可能，那么我们同样不能知道这种“符合”何以可能。欠缺哲学训练的人会把这个问题划给生物学乃至脑科学，说这是脑器官接收眼器官的某种信号而后产生活动，然后表象出一个符合的图像BLABLA……这就是一种对问题的推移。不论生物学也好，脑科学也好，都面临着和科学一样的问题：我们甚至不能知道它们是否是可能的，怎么能拿来用呢？

甚至，我就问你，比如我眼前这个笔记本电脑吧——它怎么塞进我脑子里的？难道我要相信一个这么大的玩意能塞进我脑内的那个鳄梨色器官？或者说我脑内的那个器官能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偷偷的伸出我的脑袋去抓住这个电脑？对这个问题的一种普遍解释是，我们认识到的只是一个电脑影像在我眼-脑中的投射。而这又面临以下问题：这个表象和物自体凭什么是符合的？而针对表象的研究为什么能被断言是“真实”的？对于黑客帝国里的某人来说，在母体中的生活比现实世界“真实”的多，这种情况又怎么说？

精简一下来说是这样的：

我认为那个问题可以呈现出两种姿态，其一追问的是“科学与终极意义的关系”，这是一个关于“What”的问题，其二追问的是“科学何以可能与终极意义展开关系”，这是一个关于“How”的问题。然后我试图说明的是，针对第一个“what”的问题，科学不能说明自己与终极意义的关系，至少目前为止的科学不能，这是它的方法论决定的；针对第二个问题，我同样提出了我的看法，这个看法就是：“科学何以可能与终极价值产生关系”，包含在“科学自身何以可能”这个问题中，所以通过分析后者，可以为解答前者打开道路。
然后我的看法是，科学自身是回答不了这个问题的。但这不代表这个问题是无法解答的，恰恰相反，康德和胡塞尔最后都在自己的语境下解答了“科学何以可能”这个问题。但就胡塞尔而言，最后的那一层是直观的而非证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