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质量和生命的长度同等重要。临终关怀即指主要针对临终病人死亡过程的痛苦和由此产生的诸多问题，为病人提供温暖的医疗环境、坚强的精神支持和亲密的人际关系，帮助病人完成人生的最后旅途，并给予家属关怀和安抚的卫生医疗服务。
       护理学教授Karen Kehl在《走向安详：对于善终概念的分析》的文章中依次列出优雅离世的几个特征，包括感觉舒适、能掌控、有结束感、充分享受亲友关系并有家人参与护理。而如今的医院做到这些很难。上世纪后半叶，发达国家曾兴起“临终关怀”新医学分支，着力改善走向尽头的生命的质量，缓解病人的痛苦。如一些欧美国家规定，对特定患者可无限量提供杜冷丁等强力止痛药物。

      据报道，由于许多家属坚持对重症病人进行续命治疗，因此造成了医疗资源的浪费。许多医院即便有空余床位，收治晚期癌症病患的动力也不大：一是治愈希望极小，二是普通家庭不能长期负担高价药品。从医院和医务人员投入产出看，付出更多精力照料癌症晚期病人，疗效和收入甚微。但对于临终关怀来说，所选用的药品多为相对便宜的缓解病症、减轻疼痛的药物；相比于进行化疗等治疗的病人，其对病房、床位等资源的占用更为合理。
       据美国1995年的研究显示，用于临终关怀的每1美元医疗保险支出可以节省1152美元的医疗保险费用。节约来源是病人的治疗费、药费、住院费与护理费。在生命的最后一年，临终关怀病人比不用临终关怀的人少用2737美元。

      目前我国提供临终关怀服务的主要以医疗机构和养老机构为主，而全国开展临终关怀的医疗机构、养老机构仅有150家，容量极其有限。以青岛市为例，80岁及以上高龄人口为21．6万，占总人口的2.84%。80岁以上老年人当中，大多数人都已经病魔缠身，生活处于半自理甚至完全不能自理的状态，需专人照料。但目前青岛市以临终关怀为主的机构却仅有两家。据报道，在宁波某养老机构，从2006年开始养老就需要提前预约登记，1050个床位，只有5个用于周转，但预约登记的老人超过了1000人。排队的时间，将长达十到二十年。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现存模式几乎还没有在占全国人口数目75.3%的农村居民中展开；多达2亿的流动人口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此外，从医疗队伍供给上，临终关怀需要的是全科医生，而国内全科医生严重不足、水平有限、教育培训尚未形成规模，心理治疗队伍则更为薄弱。

老龄化加速凸显临终关怀的紧迫
      据资料显示，截至2009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入口16714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2．5%，其中，失能老人已经达到940万；而随着健康事业的发展，人口老龄化加快的同时，我国老年人口“高龄化”的态势引人注目。据调查，目前我国80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口为1300万。专家预测，到2020年，我国的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8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3067万人，占老年人口的12.37%。在经济尚不发达之时，老龄化率先“撞线”，显然不是好事情。
       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呼吸系统疾病、脑血管病、恶性肿瘤、心脏病，这四种疾病均为排名前四位的死因，且均与年龄相关，年龄越大患病几率越高、治愈的几率就越低。有专家曾做出预测：到2020年中国有3／4的死亡与老年病有关，死因的顺位对临终关怀事业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但养老、医保制度对其并不重视
      我国负责老年人工作的政府部门，主要有老龄工作委员会、社保部门和卫生部门。但现在来看，临终关怀事业多由地方医院自主开展，并无同统一的行业准则。据《宁波日报》报道，宁波曾有社区卫生服务站“曲线救国”：在服务站点里开设老年病床。一切准备妥当，但因物价审批没有这个项目，最终只能套用其他项目。可套高了患者难以接受，套低了连水电运营成本都不够，更不用说体现医务人员的劳动价值了，最终只好放弃。
       1982年，美国在医疗保险计划中加入临终关怀内容，为病人享受临终关怀福利提供了财政支持。到目前为止，美国的临终关怀机构已达到1800多所，分布在全美50个州，每年有14万余人接受临终照护（同样无法满足全国的需求）。我国的医疗保险制度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但保障内容只限于看病就医。刚刚结束的两会上，人大代表张凤宝建议，在医保中增设“临终关怀”险种，促进我国临终关怀事业发展。
行业本身对从业人员的要求很高
      临终护理对于从业人员的要求要比普通的医院护士、养老院人员要高出很多。据1997年统计，香港临终关怀中90%为癌症病人，45%死于癌症的病人获得善终服务。在香港，从事临终关怀的护士被称为“握手护士”、“握手姑娘”而倍受尊重。
       据《中国老年学杂志》的文章，目前临床上接受过临终关怀系统理论学习者为数甚少，护士在学校接受的是怎样满足病人“生”的需要，而对“死”的需要学习的很少。临终关怀使病人以医疗为主的治疗转变为以护理为主导的照护，护士无论从理念上还是技能上都感到难以应对。
       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院内护患之比为1.3~1.6：1，我国目前医务人员极其缺乏，院内护患之比仅为0.3：1，而志愿者参与却非常少。对大量临终关怀对象调查显示，仅有5.3%的关怀对象接受过志愿者帮助。
传统养老势衰，推广“优逝”很有必要
      中国传统的养老方式，除家庭养老外还有工薪阶层的“单位”养老。“单位”养老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形成的，主要适用人群是指各种国营企事业单位职工，单位把工薪阶层的生、老、病、死、葬、住等方面的需求统包起来。这种制度的合理性和科学性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到来，已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工业化、城市化加之“人口观”的转变，人口数量、质量的控制，导致家庭中的子女数急骤减少，引起家庭结构的变化。不久人们将无法回避这样的现实——一对青年夫妇除要照料好女子外，还要侍奉双方的4位老人。时间、精力、金钱等因素都将成为广大普通家庭的养老负担，推广临终关怀事业的有其合理性。
狭隘的孝道可能对其造成冲击
       “孝”的观念在中华民族文化中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但一旦纳入临终关怀体系，护理机构就要求病患及家属明确放弃治愈性治疗，以安详宁静地走完人生为目标，药物也以镇静、止痛为主，病患及其家属须接受事实。
       现实中，我们常可以看到类似的镜头：家属一再央求医生想尽办法延续病人的生命，而当病人死亡，家属不是沉浸在悲痛中，就是开始找医院的麻烦。如何让人平静地接受这个无法逆转的事实，我们的孝道没有答案。家属无望地耗尽家财，去拯救一个痛苦的生命，对病人对家人都是折磨，难道折磨就是“孝”的最佳体现？
       百行孝为先，受这种思想的影响，我们的社会观念是：如果子女到了老人临终的时候，不能够亲自去侍候和照顾，这是不孝子孙，不孝儿女，如果把老人送到临终关怀机构去，就是不孝。

让人有尊严地离去，就要正确看待死亡

      《广州日报》报道，记者发现，很多肿瘤、癌症患者家属都手足无措。面对亲人时日无多，他们既忌讳谈到死亡，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好。面对生，国内的教育给我们指出了许多条路，但面对死，我们却总是强调“死”之于社会、他人的意义，对自己意味着什么，总是不愿谈及。
       美国兰德中心临终关怀汁划主任乔安娜•韩认为：“我们必须改变对待死亡的态度，使越来越多的人放弃以几工呼吸帆、心脏起搏器、血液透折和鼻饲等方法来维持朝不保夕的生命，而采取舒舒服服地过上几天开心日子的方法来结束自已的生命”。
       多年前，电视台曾报道上海一家临终关怀机构的专题纪录片，一位晚期癌症患者，丈夫和临终关怀人员想尽办法让女病人最后的每一天都生活在幸福中，重温结婚纪念日、回顾人生的美好时刻，最后，癌症女病人在生日的祝福中，了无遗憾地离开了人世。
       与国外相比，我国只有极少部分学校开展了死亡教育和生命伦理教育课程，远没有达到普及。减轻死的痛苦，对逝者来说就是最大的尊严，对于死亡，我们需要重新思考。

结语：当然，如何度过最后的时光，决定权在于病人本身，对于生命是否应该延续这种严肃的问题，更应该尊重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