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案例：

从1966年起，12岁的克伦•安•昆兰就是个昏迷病人，靠呼吸机和静脉点滴维持生活。1975年，她的父亲约瑟夫•昆兰成为她的监护人。

作为监护人，他有权利提出撤除一切治疗，包括呼吸机和其他生命维持装置。

新泽西的高等法院法官驳回了他的要求，认为这样破坏了生命的权利。
而本州的最高法院后来推翻了高等法院的裁决，同意昆兰的父亲和医生撤除呼吸机和一切治疗。


但是撤除呼吸机后，昆兰不但没有死亡，反倒恢复了自主呼吸。但仍昏迷。
医生询问是否撤除她的静脉点滴，约瑟夫•昆兰吃惊地说，“那是她的营养啊！”


克伦•安•昆兰直至1985年才死亡。


这是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允许撤除脑死亡病人的生命维持装置，成为后来美国类似案例判决的先例。
这对美国法律史和生命伦理学史的发展影响极大。
后来类似案例都援引新泽西州最高法院的裁决。
这被称为美国生命伦理学史上的里程碑。

另一例子，假如病人已经到了癌症末期，因为每次的治疗都很辛苦，家人也不忍看下去，签了DNR(放弃急救同意书) ，让病人能安详的离去，对於此，假若是你们会怎麽和病人渡过最後的日子？每天愁眉苦脸还是乐观面对每一天？
记得有人和我说过：我不怕面对死亡，但在走向死亡前要面对疾病的苦痛真的承受不了。在此刻，唯有主能支撑着我的信念。【没有宣传任何宗教的目的，只是想起了这句话】信仰在这一刻，对於坚持信念有用吗？
作为家人或是朋友，我们应怎样去关怀临终病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