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子矜说 于 2013-5-14 13:15 编辑
这应该算是新闻学的必读书，传播学者希伯特、彼得森和施拉姆的著作，它以资产阶级的新闻观，同时又以历史、哲学的眼光把新闻的四种理论清晰地展现出来。书中介绍的四种理论，也就是集权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社会责任理论、苏联共产主义理论，在现在看来完全可以包含更广泛的范围，比如说广播电视，网络等更多媒介。特别是最后的“苏联共产主义理论”，由于我们本身亦处于社会主义体制中，最高理想亦是实现共产主义，所以读的时候多与我们的新闻制度及西方传媒作比较。 我所读的这本《传媒的四种理论》是戴鑫译版，翻译得还不错，比如前面的序言，对文字精确的研究分析，因为中西方文化差异，很多时候译版与原著会有差入，所以对作者的这份学究态度，竟很感动。以下是一些书摘和心得： 在对苏联共产主义理论的背景论述中—— “由于他们（布尔什维克党及其追随者）出身于俄罗斯—亚细亚世界，他们对相互敌对的势力长期和平共处的可能性持怀疑态度。他们轻信自己的教条‘正确’，坚持要降服或摧毁所有的竞争势力……这些人主观上也许并不是为专制主义而专制主义，他们无疑是相信——看来也是轻信——只有他们才知道什么对社会有好处，一旦他们所掌握的权力确保无虞，不受到挑战，他们就会做成那桩好事。” 这段话让我对苏联的社会主义进程又要重新开始理解，比如权力、专制、禁言。对苏联以及中国早期社会主义进程，我一直是持这样的态度，他们无疑是想真的诞生一个无阶级社会，实现共产主义，但是在专制的过程中，他们（党的高层领导，比如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深受权力的诱惑、腐蚀，个人崇拜盛行，以致最后迷失了最初的目标。但是若如凯南所说的那样，他们是一直深信但是轻信，那么事情大概是另一番样子，只是结局是相同的。我同时将中国文化大革命与苏联大清洗作了对比，很大一部分可以从施拉姆的分析里找到合理的解释。 在“苏联的大众传播媒介”这一小节，施拉姆提到： “大众传媒被当做一种工具——即国家和党的工具；它们与其他国家权力工具和党的力量紧紧结合在一起；它们是维护国家统一和党的统一的工具；它们是国家发布指示、党展开‘揭露’的工具；它们几乎是专用于宣传和鼓动的工具；它们以负有严格执行的责任为特点。” 这一部分施拉姆详尽论述了苏联传媒的本质，即国家和党的工具。其实这类意识形态的问题要完全中立地看，不带任何偏见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处在自己的社会中，从小受教育，作者也是明显被资本主义思想“洗过脑的”，也可以更客观的说，就是无论谁都不可能逃出他的意识形态来说问题，即使是马克思亦不能例外。尽管他在全球都有着狂热的追随者，但是他的学说有的部分也是模糊不清的，并不能自圆其说。我无法控制不去联想到建国以后至今的中国传媒。尽管中国传媒受到西方文化影响，已开放很多，但是党对传媒的控制仍是绝对的。开个严肃的玩笑，《新闻联播》不正是其作为党的工具的形象代言么？ 再看看施拉姆本人的论述，其实我更愿意将他界定为一个严密的组织者，他有着严密的逻辑分析和组织能力，并能以此对某个方向进行升华，以形成自己的理论。这一点很佩服，但是施拉姆在写共产主义理论时的笔触和论调看得出他对其深恶痛绝的，带有鲜明的西方对社会主义认知色彩。不过理论分析还是相当棒的，这个不能否定。
| 
发新帖
发表于 2013-5-14 13:13:17
提升卡
置顶卡
变色卡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