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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什么是反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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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2-8 19:43:3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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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犹主义（antisemitism）被认为是开始一种十九世纪的世俗意识形态。而反犹主义的历史同仇视犹太人的历史一样，是在犹太人散居的条件下犹太人同异教徒之间关系的长期缠结之重要部分。但是二十世纪的政治却将犹太人硬生生的抛入到各种事件的中心。

“犹太人问题和反犹主义在世界政治中相对上并不是一种重要现象，却首先成了纳粹运动兴起和建立第三帝国(Third Reich)组织结构的触发因素——第三帝国的每一个公民都必须证明他不是一个犹太人——随后触发了史无前例的世界大战暴行，最后又造成了西方文明中亘古未有的种族灭绝。”

而一种普遍为大众所接受的解释就是就是狂热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和排外情绪导致了普遍的反犹主义。但是正如阿伦特所说的那种，反犹主义是在民族主义衰落的情况下，才茁壮成长起来的。而反犹主义的结果也不是纳粹主义，恰恰相反，其结果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出现。从西方的意识形态形式来看，犹太复国主义恰恰是一种反意识形态（counterideology），是对于反犹主义的一种回答。当然有人认为这是犹太人的一种自我觉醒。但是如果我们详细了解犹太的历史，我们就应该知道，只从他们在失去家园的时候，犹太人就一直在考虑，如何在一种分散的状态下，保持生存。而纳粹主义鼓吹的日耳曼民族的优越性，使得我们往往将纳粹主义认为是民族主义。但是事实并不是如此。

人们早已注意到，纳粹并非单纯的民族主义者。他们的民族主义宣传针对“同行者”，而不是他们信任的成员；相反，他们绝不允许后者无视政治上一贯的超国家观点。

只有最后大灾难的恐怖，甚至只有当幸存者无家可归(homelessness)并且失去了根基(uprootedness)，才使“犹太人问题”在我们的每日政府生活中显得重要起来。纳粹所宣称的主要发现——犹太人民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以及他们的主要兴趣——迫害全世界的犹太人——一直被舆论认作赢得群众的借口或有趣的蛊惑手段。

反犹主义是整个欧洲在近代变化过程中产生。但是反犹主义并不是中世纪对于犹太人的歧视和破坏，并不是基督教对于犹太教的排斥。但是这一点往往被人所误解，甚至被犹太人自己所误解。而且，我们往往会认为犹太人只是替罪羔羊而已，认为犹太人本身很无辜，并没有作恶。对，犹太人的确本身没有作恶，但是代罪羔羊的说法和逃避主义（escapism）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这只是从表面看而已。这是根本上回避了反犹主义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而相简单地强调被害者的无辜，而引起我们的同情。这实际上回避了犹太人的问题，回避了犹太人为何会被驱赶到政治风暴的中心。如果将这种回避主义推到极致，其实只不过是证明了犹太人被仇视的合理性。

假如人类不停地屠杀犹太人已有两干多年历史是事实的话，那么屠杀犹太人就成了一种正常的、甚至是符合人性的职业，仇视犹太人也就无需争执地被合理化了。

也就是说，如果一定要问为什么会有反犹主义，那么只有是永恒的敌视。但是这实际上无视了犹太人自身的责任。犹太人作为一个长期没有自己国家和政府的民族，这使得他们在很大程度是并不了解政治，犹太民族对于尘世有一个很明确的认知，他们始终是上帝的选民。所以这使得他们在二千年来避开了一切的政治活动，但是这使得犹太人也无法确定自己的责任和归属。
犹太人的地位抬升，其实是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而形成的。对于近代的民族国家来说，它需要有人来帮助它打理财政。而犹太人由于在封建社会里长期为贵族服务，所以拥有了丰富的经验。并且犹太人本身并不构成一个阶级，他们于所在的国家内也不属于任何一个阶级。作为一个团体，他们不是工人，不是中产阶级，不是地主，也不是农民。但是这只是一个前提条件，为何独独选择了犹太人，其实和民族国家本身的特质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民族国家来说，它需要一种平等和解放，但是平等和解放也意味着同化。国家需要一切公民平等，社会需要每一个个人进入阶级以达到合作，这是强有力的倾向。但是犹太人由于自身的传统和历史，使得它并不愿意被同化，而民族国家也需要这样一个对于政治冷漠却能提供财政资金的群体。于是

民族国家有意将犹太人当作一个特殊团体保持下来，并且防止他们与阶级社会同化，同样地，犹太人也有意通过自我保持而达到族群生存。

也就是说，民族国家通过基于犹太人（当然不是全部的犹太人）以特权，使得犹太人的独特性得以保存。并且这些获得特权的犹太人并不希望其他的犹太人也获得这种特权。这种特权是他们进过贡献而得来的，并不应该是每一个犹太人的权利。但是既然政府和犹太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基于总体上资产阶级政治上的冷漠和具体上对国家财政的不关心，那么到十九世纪末帝国主义崛起时就结束了。因为在这个时候国家已经有能力自己管理自身的财政，并且国家也积极介入到其中来。同时在另一个方面，帝国主义破坏了民族国家的传统，将一种竞争机制引入进来，使得犹太人的特权迅速的衰落。
这其实就是第一个矛盾，平等和特权的矛盾。对于犹太人来说，最大的特权就是平等，使他们做出巨大贡献的结果。所以这种平等本身并不属于每一个犹太人，而是他自己的具体自由。所以当时的犹太人为所有需要金钱的国家提供贷款，对于他们来说政治理由并不重要，中立才是最好的选择。所以犹太人本身会试图避免陷入到冲突中去。所以

反犹主义的政府显然不会在战争与和平事业上起用犹太人。但是在国际舞台上清除犹太人比起反犹主义来更具有普遍的、深刻的意义。正因为犹太人曾被当作非国家成分来使用，他们在战争与和平中显示价值，只要是每一个人在战争中都试图有意识地保持和平的可能性，只要每一个人的目标都是妥协中的和平和权宜之策的重建。一旦“胜利即死亡”成为决定性政策，战争事实上以彻底消灭敌人为目标，犹太人就不可能再产生作用了。这种政策在任何情况下都驱使着毁灭他们的共同生存，尽管在政治舞台上消失、甚至灭绝一个特殊的群体生活并不必然导致他们实质上的毁灭。

所以从这一层意思来看，就是没有反犹主义，纳粹主义也对犹太人这个民族拥有毁灭性的打击，因为它破坏了犹太民族的根基。

当然还有第二个矛盾，犹太人是唯一一个非国家的欧洲民族。欧洲各国为了保持动态平衡的利益，而利用了犹太人。所以当欧洲试图消灭犹太人的时候，也就破坏了这种动态平衡，导致自己也承受了巨大的灾难。而犹太人作为一个没有国家的民族，常常期待得到政府和国家的保护，于是他们试图和任何形式的政府结盟，而不管这些政府可能代表什么，这使得他们很少意识到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张力。但是他们并不是和一个政府结盟，还是和许多政府结盟，和权威本身结盟。这使得犹太民族对共和制度有一种天然的反感，因为共和制度代表着敌视他们的人民。但是这也是的犹太人越来越深入地卷入到社会和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中去。

一百多年来，反犹主义慢慢地发展到几乎欧洲所有国家的所有社会阶层，直到它最后作为一个问题突然出现，而对此几乎达到了一个统一的观点。这个过程发展的规律很简单：每一个和国家发生冲突的社会阶级都变成反犹主义者，因为看来代表国家的唯一社会团体是犹太人。而唯一证明不受反犹主义宣传影响的阶级是工人，他们投身于阶级斗争，对历史作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从不直接和国家发生冲突，只和另一个社会阶级发生冲突，即资产阶级，而犹太人当然不代表资产阶级，他们在其中从来不构成一个有意义的组成部分。

而当时的现实是罗斯柴尔德这个犹太家族几乎垄断了全欧洲的银行业。而犹太民族本身与其他民族相比，也更为强调血缘和家族的纽带。这使得反犹主义一而再再而三的认为犹太人总是代表了一种国际贸易组织，一个世界性的家族以及他们在到处都一致的利益，一种王冠背后的秘密力量，它将所有的有形可见的政府都降为一种表面之物，被后台操纵的傀儡。由于他们和国家权力来源的密切关系，犹太人就无一例外地被指认为权力，并且由于他们游离于社会之上，集合在家族圈子内，所以总被人怀疑是在毁灭一切社会结构。

但是这都是反犹主义的基础，反犹主义政治作为政治问题去必须依赖利益的冲突。

有一条明显常却被人遗忘的规律：只有当反犹情绪能同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吻合，或者当犹太人群体利益公开和社会上一个主要阶级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它才和政治有关。

1807年普鲁士的战败，掀起了最初的反犹主义。普鲁士的战败导致了拿破仑法典在普鲁士地区的实行，使得贵族们丧失了特权。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柏林的犹太银行家们，却没有收到太大的冲击，依旧保有自身的特权。对于普鲁士的官员来说，支持犹太人，并非仅仅出于经济或国家利益的原因。对于他们来说，一名文官所受的教育是他应该忠诚于国家，不受政府更迭的影响，并切断其阶级连带。而贵族阶级却在遭受最为严重的打击之后，公开出现了反犹主义。路德维希．冯．德．马尔威兹(Ludwigvon der Marwitz)就说道“旧日的令人敬畏的普鲁士君主政治转变为一个新型的犹太国家！”
当然贵族阶层会有如此明显的反应，并不是单单眼红和愤怒而已。而是在于两者相似的根源。在犹太人的家庭里和在贵族家庭里一样，个人首先被看作家庭的一个成员；他的责任首先由家族确定，家族高于个人生活和个人重要性。

犹太人和贵族都既是无国家(a-national)的，又是欧洲国际的(inter-European)，各自了解另一方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下，忠于民族是次要的，忠于家族才是第一位的，而家族又往往分散住在欧洲各地。他们都有一种共同观念，认为目前与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的联系都不重要。反犹主义的自由派学者都指出了这一奇特的相同原则，他们得出结论说，或许只有首先摆脱犹太人，才能摆脱贵族，这不是因为两者的经济联系。而是因为两者都妨碍“内在人格”(innate personality)的真正发展，即自尊的意识形态，自由派的中产阶级正是以此来反对关于出生、家庭、世袭等等旧观念。

但是随着贵族重新在整个神圣同盟中赢回影响力，贵族的反犹主义也就消失了。具有保守观点的民族国家在它们需要的和不需要的犹太人之间划了一条明确的界线，通过对犹太富人的仁慈政策和犹太知识分子的歧视，进一步强化了对犹太人的社会隔离。并且对于那些犹太富人来说，他本身最不希望宣布平等。因为他们清楚的知道

“每一条解放犹太人的法律或政治措施，都必然导致他们在政府中和社会上地位的衰落。”

但是接着，自由派和激进主义分子出现在国家的对立面中，他们主要关心平等机会，最憎恶恢复一切贵族特权，因为贵族特权阻碍他们介入公共事务，所以他们提出区分个别犹太人（既所谓“我们的同党”)和犹太人群体。由于面对警察统治，使得他们并不敢直接批评政府，所以转而激烈的批评犹太人，批评犹太人的特权。但是激进分子越来越被经济上正提升的中产阶级所吸收，大约二十年以后，中产阶级遍布整个德国，他们在议会里大喊大叫要解放犹太人，实现政治平等。
现代反犹主义运动在各地的起始是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时间里。这次反犹主义的代表是那些中产阶级的下层。

然而，除了贵族、政府官员和犹太人之外的另一群人却严重地卷入了这些异想天开的投资活动，其可望获得的利润变成了无可估量的损失。这一群人的主要成分是中产阶级下层，他们由此突然转同反犹主义。他们所受的深重伤害甚于其它任何一个群体：他们用毕生的小小积蓄来冒险，换来永久的破产。他们之易受欺骗有其重要原因。资本主义在国内的扩张会越来越多地清除小的有产者，他们面对的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必须快速地扩张其所拥有的少数，否则就可能失去一切。他们渐渐意识到，如果不能成功地向上爬，成为资产阶级，就会沦为无产阶级。几十年的总体繁荣相当明显地迟缓下来(尽管发展趋向并未改变)，致使他们的惊慌心理早已形成。在这段时间里，中产阶级下层的焦虑恰恰印证了马克思对他们将会迅速解体的预言。

这些中产阶级的下层大体是手工业之类行会的末裔，他们习惯在一个封闭而没有竞争的环境里生存，这使得他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极为依赖政府的援助。（这也是他们什么最早提出福利国家的观点）但是政府的财政援助却依赖于银行家们迟疑而缓慢的动作的时候，这种不满就迅速地被放大了。在小资产阶级的眼里，银行家就是剥削者，因为银行家自己从来不生产什么。与通过长期生产过程而获得利润的人相比较而言，一个直接将他的钱用来产生更多的钱的人更容易遭人痛恨。而很不幸的是，银行家中有很多是犹太人，于是中产阶级下层的左派运动与整个反对银行资本的宣传多多少少变成了反犹主义的性质。但是问题远没有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犹太人阻挡了这些小资产阶级向上攀爬的道路，使得小资产阶级认为犹太人阻挡了他们获得进一步的政治权力，于是反犹主义就具备了它真正的政治基础。
终于，反犹主义政党登上了政治的舞台。它们从一开始起就宣称，它们不是和其它政党一样的政党，而是“在一切政党之上”(above all parties)的政党。在有阶级和政党的民族国家里，只有国家和政府宣称过超越一切政党和阶级，代表全民族利益。这充分说明了反犹主义政党试图夺取国家权力，使得自己代替国家。他们是试图以党派组织为手段，来推翻民族国家的基础。

反犹主义早已成为一种工具，不仅用来清除犹太人，也用来清除民族国家的政体。

而反犹主义政党的第二个特点就是

立即着手建立欧洲所有反犹团体的超民族(supernational)组织，向流行的民族主义主张公开表示反对和蔑视。它们以倡导超民族组织的方式，清楚地表明它们的目标不仅在于对本民族的政治统治，而且早巳计划好下一步建立“高于一切民族”(above all nations)的全欧政府。

在此我们需要注意到，对于当时的欧洲来说，犹太人是唯一的国际性的部分。那么反犹主义为了反对它，自然也有形成自身的国际性。而普法战争时的民族国家走向了衰落。反犹主义政党抓住了人民对此普遍的不满，开始大肆鼓吹以国际问题来解决国内问题。

反犹分子的超民族主义(supranationalism)从完全相反的观点出发走向国际组织问题。他们的目标是达到一种统制一切的超结构，以摧毁一切土生土长的民族结构之类。即使当他们准备摧毁自己民族的政体时，也会沉溺于极度民族主义的言论(hypernationalistic talk)，因为部落民族主义“(triibal nationalism)赤操裸地渴望征服，是强行冲破民族国家及其主权的狭隘谨慎界限的主要力量之一。沙文主义宣传愈有效，就愈容易说服舆论关于超民族结构的必要性。超民族结构要用普遍权力垄断和暴力。

这些反犹主义政党虽然成功激起了民众的愤怒，但是随着激情的退去而逐渐销声匿迹。
但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欧和西欧的犹太人财富都达到了一个饱和点。这是的一个全新的犹太知识阶层出现了，犹太富人的儿子们涌入文化职业，这一现象在德国和奥地利十分明显，大部分文化机构——报纸、出版业、音乐、戏剧——变成了犹太人的事业。犹太人传统对知识职业的偏爱和推崇，其结果造成和传统的决裂及西欧和中欧犹太人的知识同化和民族化。从政治角度来看，这表明犹太人从国家保护下解放了出来，增长了与周围居民共同命运的意识。于是产生了一个新的矛盾

由于犹太人是一个隔绝的群体而产生政治上的反犹主义，而社会歧视则产生于犹太人与其它一切民族群体之间日益增长的平等。

歧视和吸引毒化了社会的环境，使得人们都其造成了一个特定的倾向。犹太人成为了大家排忧解闷的神秘事物。同时犹太人自身也产生了分化，在犹太银行家被政府授予各种特权的时候，犹太知识分子却受到了政府的打压。同时为了在一个普遍歧视犹太人的社会下获得认可，他们需要将自己与“一般的犹太人”区别开来。做一个犹太人，意味着要么附属于一个特权过多的上层阶级，要么从属于毫无特权的群众。

几个世纪来，犹太人的政治影响和社会地位都归因于一个事实，即他们是一个封闭的群体，他们直接为国家服务，并因特殊贡献而直接受国家保护。他们同政府机构的直接密切系，只有在国家依然和人民保持距离，而统治阶级又对管理漠不关心时才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从国家的观点来看，正因为犹太人实际上并不属于社会，所以他们是社会上最可靠的因素。

但是在反犹主义分子看来，犹太民族却是导致国家腐败的重要因素，破坏了国家的正常运行。但是真正使得反犹主义获得影响力的却是暴民（mob）。暴民实际上指的是这样一种人，这种人代表了各个群体的多余人物，暴民却总是叫喊要寻找“强人”、“伟大领袖”。因为暴民憎恨将他们排斥在外的社会，以及他们并未占领代表席位的国会。所以近代暴民领袖们利用公民投票(Plebiscite)来取得辉煌成果，公民投票是依靠暴民的政治家的旧观念。也正是因为如此，暴民被排除于社会之外，在政治上也没有自己的真正代表。反犹主义者成功激起了这样一种恐惧，那就是恐惧每一个犹太人都会变成罗斯柴尔德，而暴民们也与这个势力合流，使得反犹主义的势力也越发强大。
但是在整个十九世纪，这依旧只是各种潜藏的力量。

唯一看得见的结果是它导致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产生——这是犹太人对反犹主义所能作出的唯一政治回答，犹太复国主义是他们认真地从敌射角度采取的唯一的意识形态，这使他们处于各种世界性事件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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