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科学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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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in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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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9-15 13:12:3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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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NCarrot 于 2012-9-16 00:04 编辑

本文摘自艾伦·布鲁姆的《美国精神的封闭》

      主宰着学术领域、决定着知识内涵的三大学科，今天的情况如何？自然科学干得很不错，它独自生活，但很开心，就想一架上满了发条的钟表一样独自运转，跟以往一样成功且有益。今年来他还做成一些大事，譬如物理学家的黑洞研究，生物学家的基因密码研究。它的目标和方法得到人们的一致认可。它为智慧超群的人提供了令人振奋的生活，也为全人类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好处。我们的生活方式完全依赖于自然科学家，他们的成就已大大超出他们的承诺。只在边缘地带还有些问题，可能威胁到他们的思想平静——对美国能否产生高瞻远瞩的科技天才的怀疑，对核武器之类的科学成果的用途的怀疑，对生物学在实验和应用过程中是否需要“伦理学家”的疑问。但是他们作为科学家很清楚，根本不存在伦理学家这样的知识人。不过，总的说来一切都还不错。

      但是，在自然科学止步之处，立刻就有了麻烦。他止步于人的面前，止步于这个超出它视野的生物面前，或者更准确地说，它止步于人的非肉体的因素或成分面前。只有根据这些因素才能领会科学家的本质，这与政治家、艺术家和先知的情形是一样的。凡是属于人性的东西，凡是让我们关切的东西，都处在自然科学之外。这本应成为自然科学的问题所在，然而却没有。我们不知道它是个什么东西，甚至找不出一个公认的名称来称呼人类的这种非肉体的、不可化约的因素，这当然是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有些不可捉摸的东西或因素，是科学、社会、文化、政治、经济、诗歌和音乐存在和发展的原因。我们知道后面这些东西，但是，倘若我们不知道它们的根源，我们能够真正把握它的状态，甚至知道它是否真正存在？

      这种困难反映在一个事实上：对人这个题目的研究，或对这个难以描述的事物及其活动和产物的研究，在大学里存在着两大学科——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而对人的肉体进行研究的只有自然科学。如果这种分工的基础是对研究主题有着一致的意见，能够反映它的自然构造，那么这就是一种很不错的分工，就像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之间的分工导致了相互尊重与合作一样。人们相信，有时也真这样说——多是在毕业典礼的讲话中——社会科学研究人的社会生活，人文学科探讨人的创造性生活——伟大的艺术作品，等等。这种区分虽有一定意义，但实际上没有任何用处，这个事实以各种方式暴露出来。自然科学或多或少愿意对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表示敬意，然而他们自己却相互瞧不起，社会科学贬低人文学科，说它不科学，人文学科则认为社会科学庸俗。双方说不到一块。最重要的是，它们占据着同一个研究领域。现在构成人文学科之一部分的许多典籍，与社会科学家探讨着同样的事情，只是使用的方法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社会科学的每个分支都在尝试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解释艺术家的各种活动，但解释方法与人文学科采用的方法大相径庭。他们的分歧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事实，社会科学其实是想具有预测能力，这意味着人是可以预测的，而人文学科则认为人是不可预测的。两大阵营的分工更像是停火线，而不是科学的划分。它掩盖了尚未解决的关于人的存在的古老斗争。

      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代表着对危机的两种反应，这场危机的根源是人——或者说，人类除了肉体之外的剩余部分或附着于肉体的部分——被明确赶出了自然，从而也被赶出了18世纪末兴起的自然科学或自然哲学的视野。沿着一条道路，有人努力要把人纳入新的自然科学，使研究人的科学成为仅次于生物学的一门科学。沿着另一条道路，人们进入了由康德开拓的领域，这是一个与自然相对立的自由王国，它与自然科学相互分离，平起平坐，不需要模仿它的方法，对待精神至少与对待肉体一样主宰着学术领域、决定着知识内涵的三大学科严肃。两大学科对于冠军，即刚从哲学中解放出来的自然科学，都不构成挑战：社会科学谦卑地想在场子里谋得一席之地，人文学科则高傲地另开新店。结果是出现了两种关于人的互不协调的思路，一种倾向于把人视为本质上属于动物的一种，他没有精神，没有灵魂，没有自我、意识或诸如此类的东西；而按另一种思路，他好像不是动物或没有肉体。这两种思路没有交汇点，你只能择一而行，它们有着截然不同的终点，例如“美丽新世界”或与它相反的“瓦尔登湖”；“黑暗王国”或是他的对头所理解的“幸福岛”【1】(查拉图斯特拉偏爱的退路)。

      上述两种解决方案都没有完全成功。社会科学没有得到自然科学的承认【2】，它是不入流的冒牌货。人文学科的货栈转而贩卖各种满布灰尘的破烂古董，生意日趋惨淡。社会科学较为强壮，与自然科学统治的这个世界比较合拍，它虽然丧失了灵感和传播福音的热情，但对现代生活的不同方面都有用处，只要提一下经济学和心理学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人文学科江河日下，但这仅仅证明了它不适应现代社会。它也许很好地表明了现代性的谬误所在。况且，今天以非学术的方式强烈影响社会生活的语言，是来自于对自由王国的探索。社会科学更多地源自于洛克创立的学派，人文学科则源自卢梭创立的学派。社会科学虽然推崇自然科学，但它在近代获得的大多数动力实际上都是来自于下层社会。只要想想韦伯就可以明白这一点，虽然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又何尝不是如此。虽然不能公开承认，但人是需要某种自然科学无法提供的东西的，不然就无法理解他了。人就是问题所在，我们想尽一切办法不去正视它。目前大学中的人类知识三大分支的奇特关系，却告诉了我们一切。

先来看看社会科学。它的研究领域好像至少有一个大概的轮廓，它的组成部分似乎也井然有序，从心理学到经济学，再到社会学和政治学。但不幸这只是空洞的表象。首先，它漏掉了人类学，虽然我若是不揣冒昧的话，也许能找到一种方法把它挤塞进去；其次还漏掉了历史学，它是属于社会科学还是人文学科，一向聚讼纷纭。最重要的是，社会科学的各个分支并不认为自己是处在这样一个相互依赖的秩序之中。他们基本上各干各的，用一种毫无希望的说法，就算它们形成了“交叉界面”，也常常是两副不相干的面孔。在大多数专业中，约有一半的从业职通常甚至不相信另一半跟自己同属于一个领域，类似的情况遍及整个学科。经济学有自己固有的简单心理学成分，由心理科学提供的知识，要么其实是生物学的一部分，对经济学没有多少帮助，要么干脆与经济学的所谓基本动机南辕北辙。同样，经济学也请想破坏政治学对政治事件做出的规范性解释。创立一门受经济学指导或控制的政治学是有可能的，但没必要这样做；创立一门受心理学指导的政治学同样是有可能的，但它会与前一种政治学大不相同。好像自然科学中也存在这关于哪一门学科应当为首的争吵一样。实际上，社会科学的每一门学科都能声称、而且确实声称自己是整个社会科学的起点，只有根据与它的关系才能理解其他学科——经济学主张经济和市场，心理学主张个人心理，社会学主张社会，人类学主张文化，政治学则主张政治秩序（虽然政治学对自己的主张最不肯定）。麻烦出在社会科学的基本要素是什么上，每个专业都能争辩说，严格地讲，其他专业是自己所代表的整体的一部分。不仅如此，每个专业都指责其他专业都代表着抽象、虚构或想象的产物。可曾有过纯粹的市场？有过不是有社会或文化所形成并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市场？什么是文化，什么是社会？难道它们还包含着某种政治秩序之外的因素？政治学在这里处于最强大的位置，因为政府或国家的现实是无可否认的，尽管它们也能被视为表面的或合成的现象。社会科学实际上代表着对我们所看到的人类世界的一系列不同看法，这一系列的看法并不和谐，因为能用什么原因去解释它的现象，就更是无从谈起了。

      在社会科学中，更深一层的争论涉及到科学是什么的问题。大家都同意，科学必须是理性的，必须具有某些检验标准，必须以系统的研究为基础。此外，人们也或多或少地明确同意，在自然科学中得到承认的各种原因，一定程度上也应当适用于社会科学。这意味着不存在目的论，不存在“精神的”原因。譬如，追求灵魂的救赎需要被归结为另一种原因，例如被压抑的性欲；追求金钱则无需归结到这种原因。在科学研究中，探寻非精神的原因，把高级、复杂的现象简化为低级、简单的现象，是得到普遍接受的研究方法。但是，对于现代自然科学最成功的范例——数理物理学，社会科学能够或应当在多大程度上加以效仿，则是一个存在着永无休止的讨论和争吵的问题。现代自然科学的标志是预测能力，实际上每个社会科学家也希望能够做出可靠的预测，虽然实际上没人能做到。在自然科学中通过把各种复杂现象简化为可以用数学公式来表达，是预测好像成为可能，多数社会科学家也希望同样的事情在自己的学科中发生。问题在于，沿着这一方向的种种努力，是否会造成对社会现象的歪曲，或导致那些不易用数学方法表达的现象受到忽略，只看重那些易于被数学化的现象；或是助长那些虚构的、与现实世界毫无关联的数学模型的建构。在那些主要热衷于科学和那些主要关心自己的特定研究对象的学者之间，一直进行着这类游击战。

      被认为是社会科学中最为成功的经济学，是数学化程度最高的学科——这意味着它的研究对象可以进行计算，也意味着它至少可以为假定的预测目的建立数学模型。有些政治学家确认为，就拿“经济人”来说吧，跟他一起玩游戏，他也许表现得很出色，但他只是个子虚乌有的抽象概念。而希特勒和斯大林都是确有其人，并且不会跟着你一起玩耍。政治学家认为，经济学分析不仅无助于我们理解这种政治角色，反而因为系统地排除和歪曲他们的特殊动机，使得社会科学更难以把他们纳入自己的视野。从数学中讨便利的经济学家使我们不再思考最重要的社会现象，反倒给反对者（包括一小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们被严格排除在这个学科——社会科学中唯一发生这种事情的领域——的核心之外）助威。在各种学科之间，以及在赞成不同方法的人没有共同话语的学科内部，也存在这种情况。

      先不说知名度，今天的学生在首次真正面对社会科学时，实际上看到的是两门强壮的、自给自足和自信的社会科学：经济学和文化人类学，它们构成了对立的良机，彼此几乎毫无联系——同时，政治学和社会学互不相容（姑且不论它们的内容混乱），在这两极之间剑拔弩张【3】。所以不必奇怪，这两大学科有着比其他社会科学更明确的创始人：一方是洛克和亚当·斯密，另一方是卢梭。因为这两门社会科学都以两种自然状态中的一种作为明确的假设。洛克解放了人的贪欲，指出了与之抗衡的动机的虚幻性。生命、自由和追求财富是基本的自然权利，社会契约的建构就是为了保护这些权利。这些原则是人们所公认的，经济学成了关于人的理性行为的科学，自由市场构成了自然和理性的秩序（这种自然秩序不像其他公认的自然秩序，它需要人去建构，但是像经济学家不断告诉我们的，人在这件事上几乎总是出错）。一般而言，持这种观点的经济学家一般是这样或那样传统自由主义者，是存在着市场的自由民主体制的支持者。卢梭则认为，自然是美好的，人背离了自然。因此，探寻远古起源变得十分必要，人类学正是因这一事实而建立起来的。列维·施特劳斯对此一点都不含糊。文明，在实践上等同于自由市场及其后果，威胁着人的幸福，瓦解了共同体。对关系密切的传统文化的敬仰便是这种思想的直接产物，传统文化疏导和提升人的经济动机，不允许出现自由市场。被经济学家视为非理性的过去的事物——仅在欠发达社会还能看到【4】——成了研究人的适当对象，成了我们时代疾患的诊断和未来的召唤。人类学家对欧洲大陆的反思的许多方面，无论是文化还是低一级的现象，一般持开放态度，而经济学家是完全拒绝接受这种反思的（尼采的影响在50多年以前本尼迪克特对日神文化与酒神文化的区分中就已十分明显）；他们还倾向于左翼（因为极右翼虽然在他们的体系中同样可以存活，却没有根基），并易于为匡正或代替自由民主体制的各种尝试所蒙骗。经济学家教导我们，市场是社会的基本现象，它的最高表现是金钱。人类学家教导我们，文化是社会的基本现象，它的最高表现是神灵崇拜【5】。这就是这里所介绍的、但尚未明确说明的古老哲学教义之间的对抗——作为消费品生产者的人对抗作为文化生产者的人；极力表现为动物的人对抗敬畏神明的人。不同的学科属于不同的世界。它们彼此之间有一些边际影响，但不存在共同体精神。很多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相互跨越边界，也有些经济学家和人类学家相互跨越边界，但很少有经济学家认为自己是人类学家，反之亦然。经济学家是最想跳下社会科学的航船自行其是的人。他们认为自己比其他社会科学家更接近于成就一门真正的科学。她们对公共政策也有实质的影响。人类学家在学术界以外没有这种影响力，但他们的理论博大精深，很有魅力，同时还拥有最新的观念。

      简单介绍一下政治学及其特点，也许有助于我们澄清整个社会科学的问题。首先，政治学和经济学一起，是研究人的基本欲望的唯一的纯学术学科，就想医学一样，它研究一种基本欲望，这种研究可以被理解为是为了满足那种欲望。政治学包含着对正义的爱、对荣誉的爱和对统治的爱。但是，不同于坦率承认、甚至津津乐道自己与健康和财富的关系的医学和经济学，政治学谦恭地避免做出这种公开声明，甚至想切断这些不适宜的关系。这或许与以下事实有关：政治学确实是个容颜不再、讳言年龄的老妇人。政治学一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些不便启齿的祖先，他们在现代科学的世界名声不佳。其他社会科学都有自己的现代渊源，是现代事业的一部分，而政治却一如既往，它试图使自己现代化，赶上时髦，但又不能完全控制古老的本能。亚里士多德说，政治学是建筑科学，是一门统治的科学，研究的是完美政体或最佳政体。单真正的科学是不讨论善恶的，所以必须摒弃这种观点。然而，医学和经济学其实也在讨论善恶，因此，放弃古老的政治美德，只会把道德领域拱手让给缺乏普遍的善与正义的健康和财富。这符合洛克的意图，它根本就不是“价值无涉”的，而是要用更卑下、但也更牢靠、更易于实现的善取代古典时代所推崇的善。政治学和现代社会科学的转型并没有推进社会科学的发展，而是推进了现代思想创立者的意图。它尝试把政治特有的动机降格为亚政治动机，就像经济学提出的动机一样。荣誉不是真正的动机，收益才是。

      当然，洛克本人主要还是一位政治学家，而不是经济学家，因为市场（为获取利益而进行的和平竞争）需要事先存在着社会契约（达成遵守契约的一致意见，建立仲裁和执行契约的审判制度），没有社会契约，人类便处于战争状态。市场的前提是存在法律，不存在战争。战争是文明社会存在以前人类的生存状态，重新回到这种状态的可能性是一直存在的。结束战争所需要的暴力和欺诈跟市场完全无关，而且在市场中是不合法的。人们在和平生活中的理性行为，即经济学专门研究的行为，不同于人在战争中的理性行为，马基雅维利早就令人信服地指出了这一点。政治学比经济学更加完备，因为它研究和平与战争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市场不能成为政体唯一关切的对象，因为市场依靠政体，而政体的建立和维持始终需要“非经济”或“无效益”的理性思维和行为。政治行为必须高于经济行为，不管它对市场产生什么影响。这就是经济学家谈论外交政策让人觉得很不可靠的原因，因为国家之间还处于个体优先于社会契约的原始战争状态——也就是说，国家之间不存在解决争端的公认的最高裁判。在越南战争期间，有些经济学家的政策建议是，尝试在美国和北越之间建立某种市场关系，因为美国为南越和北越的隔绝付出了代价。但是北越人拒绝玩这种游戏。与经济学截然不同，政治学必须始终思考战争机器各种完全不同的风险、恐怖、刺激和严重性。丘吉尔在评论美国总统柯立芝拒绝免除20世纪20年代英国的战争借款时，准确地指出了政治眼光和市场眼光的不同。柯立芝说：“他们借过钱，是不是？”丘吉尔答道：“没错，但得通盘考虑问题。”政治学得有通盘考虑，这使得它在那些试图改造它以符合科学的抽象计划的人看来，成了一门很棘手的学科。经济学自觉或不自觉地只研究资产者——那些受对暴力的恐惧驱使的人。好战分子不在经济学的视野范围之内。政治学是唯一敢于正视战争的社会科学学科。

      政治学一直是社会科学中最缺乏吸引力、最易于被忘记的学科，它横跨有关人以及人文学科的各种新老观点。它有着南腔北调各执一词的特点。它的一部分欣然加入一种努力，要拆除被视为完备秩序的政治秩序，把这种秩序理解为亚政治原因的结果。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以及各种诊断分析方法，都是让它不亦乐乎的来客。不过，政治科学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难以消除的、非科学的臆断成分。该学科中这一部分的研究者不能克服他们自己未作解释、也无法解释的政治本能——他们意识到政治是一个善与恶发挥着作用的权力舞台。因此他们从事一些政策研究，它的目的无论有没有公开声明，都是行动。捍卫自由、避免战争、促进平等——付诸行动的正义的各种体现——是他们研究的热门课题。好政体肯定也是这些政治科学家的研究课题，即使是秘密进行的，他们的动力来自“应当做些什么”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数学取得了巨大成功的政治学领域是选举，这是民主生活中最令人兴奋和最具有决定意义的事情，它把民意转化为政府，决定着决策。政治学中这个最有科学性的成分，使研究者成了现实的政治家的朋友和同盟，既启发他们，也向他们学习。科学在这里与最强烈的政治激情并行不悖，无须改变它所认识到的研究对象的性质，即可对它进行科学的研究。

      可见，政治学更像是一个乱糟糟的集市，开店的人成分复杂。这与它的杂交性质以及它有古典和现代双重渊源有关。它所研究的现实使它不能太拘泥于抽象观念，并对它提出了比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更迫切的要求，同时，它所固有的客观性和党派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也极为严重。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在否认这样一种断言：政治从本质上不同于人类的其他合作关系，但实践却在不断驳倒它们。政治学不合群的性质或许有所减轻，在这里可看到选择派的经济模型理论家、过时的行为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一向迈不进经济学的门槛）、历史学家和政策研究者。最不寻常的是，政治学是大学中唯一有哲学分支的学科（哲学系本身可能是例外）。长期以来，这种情况一直使它颇为尴尬，20世纪40、50年代曾把取消政治哲学提上日程。“我们需要一门真正的社会科学”，那些主张取消政治哲学的人捶胸顿足地大叫着。少数思想家严肃又热情的学风和20世纪60年代造反学生的威力，使政治哲学得到了缓刑，现在看来是永久解脱了。无论处于最好还是最坏的原因，政治哲学已经成为了对抗价值无涉的社会科学和全部新社会科学的堡垒。只要它活得严肃，对于研究生和本科生来说，它始终是这个领域最具吸引力的学科。随着新的科学信仰已丧失了很多锐气，这个领域分化为至少如实地反映了政治现象的不同研究方向，许多政治哲学的仇敌也成了它的盟友。政治哲学远离了统治，但它至少提醒人们记住那些有关善恶的古老问题，成为审视现代政治学和政治生活中隐含的源泉。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洛克的《政府论》以及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依然活在这里。亚里士多德断言，人天生是政治动物，这意味着人具有趋向文明社会的冲动。阅读他的著作，有助于揭示现代社会科学背后隐藏的前提，即人类从本质上是孤独的，并为人们就这一问题重新展开争论提供基础。【6】

      从通识教育的角度看，社会科学的辉煌年代显然已经过去了。马克思、弗洛伊德和韦伯这些哲学家和世界诠释者的时代已成过去，他们预示着美国思想时代的来临，在这个时代，年轻人可以领略科学和自我认识的美丽，人们期待一种有关于人的普适性理论能把大学统一起来为进步做出贡献，把欧洲人深邃的思想遗产与我们的活力结合在一起。自然科学将在人类科学中发展到顶峰；达尔文与爱因斯坦对社会科学的影响不亚于他们对自然科学的影响。现代文学——陀思妥耶夫斯基、乔伊斯、普鲁斯特、卡夫卡——表达了我们的心情。提供了关于社会科学也将体系化和致力于证实的见识。心理分析揭示了私人感受与公开的精神活动之间的关系。人的体验具有如此大的统一性，所以个人欲望是对无所不包的万物秩序的直觉——把哲学理解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古老幻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玛格丽特·米德弄出一门新科学，它虽然说不上有多复杂，但也反映着同样的社会思潮，它将人们带到异域，带回来对社会的全新理解，并且证明了受到压抑的人的性欲的正当性。对于年轻人来说，在大学里高视阔步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看起来就像精神世界里的英雄。他们率先进入神秘王国，可能会帮助我们进入。旧式哲学已经被打败，但是像黑格尔、叔本华和克尔凯郭尔这样一些名字被认为仍能给我们的探险提供一些经验。

      在20世纪40年代围绕着社会科学的这种气氛，无论是对学生还是教授来说，其价值观念显然是模糊不清的。但是，如果想让美国大学生被通识教育的理念所吸引，让他们意识到大学能引导他们发现自己的新才能，揭示隐藏的在他们身上的另一个层次的存在，类似于这种气氛的东西就是必不可少的。千万要记住，美国的大学生即使在中学里学到了什么，也只是学会了把自然科学作为一种技术，而不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或一种发现生活的方式。若想用通常的专业知识之外的东西触动他们，就必须给他们来个当头棒喝——哪怕只是为了促使他们反省一下自己对自然科学及其意义的信念，因为他们早期的训练是一种灌输，是一种人云亦云，而不是让他们发现自己的使命。我相信，社会科学在20世纪40年代的陶醉感不是货真价实的东西，但它激发起了对新理论开端的思想兴奋。它使许多学生和学者收益颇丰，产生了它自己的波西米亚人，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本质。它不仅仅是一种职业。

      统一社会科学的希望逐渐消退了，社会科学无法形成共同的阵线。它是由一系列分立的学科和刺激学科组成的。大多数学科平淡无奇，虽然有不少学科毫无意义，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真正有用的，由一些十分能干的专家们实践着。期望值已经大为降低。经济学是一个有着普遍自负的专业，它妄称能够解释和容纳一切，可是人们并不十分相信这种大话，而且它的知名度也不依靠这种大话。政治学甚至不想尝试实现祖先提出的完备性主张，只是对政治情感悄悄地、局部性地提出它特有的诉求。人类学是社会科学中唯一还可能发挥整体魅力的学科，它的文化观似乎确实比经济学的市场更加全面。超政治的文化与亚政治的经济都声称把握了整体，而社会学和政治学，除了某些个人之外，似乎都没有提出涵盖整个社会科学事业的主张。类似于建筑学的社会科学是不存在的。社会科学只有局部，没有整体。

      计算机科学作为服务于人的模式可能是个例外，社会生物学则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实现真正统一的希望，但这种希望也已经烟消云散，于是社会科学仅仅成了自然科学方法的消费者。试图在宇宙中寻找人的位置的努力已付诸东流。在人文学科的研究方向上，再一次只有人类学还保持着一定的开放性，尤其是对比较文学贩卖的货色，但对诸如希腊宗教的严肃研究也是如此。19世纪和20世纪的艺术与文学迷倒了上一代人中许多有影响的社会科学家，今天却没有多少社会科学家期望从中得到多少乐趣，私下里十分熟悉它们的社会科学家也越来越少。社会科学成了大学里的一座孤岛，漂浮在另外两个岛屿旁边，它们有着大量重要的信息，蕴藏着人们可以开发利用的巨大的问题宝藏，但却无人问津。尤其是那种德国和法国式的社会科学知识分子，被看作通晓全部人生的圣贤或智者的人，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学生们也清楚这一点，所以一般不会为了体验思想而转向社会科学。他们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可能会对一些特殊事物或特定的教授感兴趣，但对于那些恰好想要探求人生意义的学生，或者那些也许有能力学习他们应当寻求的东西的学生来说，社会科学现在已经不是他们要去的地方。我再说一遍，人类学多少是一个特例。社会科学在聪明的年轻美国人中获得早期成功的秘密在于，它似乎是大学里为苏格拉底关于人应该怎样活着这一问题找到答案的唯一场所，无论这种答案是多麽直接。即使当价值不能成为认知对象这种说教甚嚣尘上之时，这种说教本身也是在讲授生活，韦伯对意图伦理与责任伦理的巧妙区分一度让人兴奋不已，便已表明了这一点。这不是教科书里的学问，而是真正的生活素材。今天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

      不仅如此，还发生了另一场大灾难，过去十几年建立的MBA（工商管理硕士），它与医学博士或法学学位大体相当，意味着只要拿到一纸文凭，保证能过上收入颇丰的生活，但这种文凭并不是学术造诣的标志，通常有机会获得通识教育的学生，是那些没有固定职业目标的人，或至少不把大学仅仅当作一个职业培训基地的人。那些有着固定职业目标的学生是戴着眼罩度过大学生活的，整日埋头于自己所选择的学科强加给他们的一切，只是偶尔会为吸引他们的选修课分心。真正的通识教育要求学生的全部人生因这种教育而发生重大改变，他所学的东西会影响他的行为、趣味和选择，他过去的所有信念都将受到审查和重新评估，无一可以幸免。通识教育把一切都置于风险之中，它需要在所有事情上都能冒险的学生【7】。否则它只能待在根基十分可靠的地方，触碰一下那些尚未有人相信的东西。工商管理硕士的作用是把一群想进商学院的学生关进栅栏，戴上眼罩，从一开始就把为他们准备的那些刻板的、得到正式认可的本科课程说得天经地义，就像那些通常被一堆必修课所淹没，再也听不到外面声音的医学预科生一样。拿到文凭的目标和道路一清二楚，以至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们分心。（在各种通识教育课堂上可以更多地看到法学预科生，因为法学院的招生条件不那么僵硬；它们只想招到聪明的学生。）医学预科生、法学预科生和商学预科生是通识教育中截然不同的游客。进入这些精英荟萃的专业学院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但这钳制了他们的思想。

      工商管理硕士的独特效应是经济学和商学预科的注册学生暴增。在名牌大学里，现在大约有20%的本科生修的是经济学。经济学压到了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使学生对它们——它们的宗旨，它们在人类知识中的相对分量——产生错误的看法。一个学了不少生物学知识的医学预科生，不会忽视物理学的地位，因为后者对生物学有着十分明确的影响，它的地位是得到公认的，并且受到生物学家的尊重。相比之下，商学院的经济学预科生却全然不是这样，他不仅对社会学、人类学或政治学不感兴趣，而且以为他所学的东西能够应付属于上述学科的所有问题。再者，他的动机并不时喜欢经济科学，而是因为喜欢与之相关的东西——金钱。经济学家对财富——这无疑是实实在在的东西——的关心。使他们具有某种令人难忘的知识上的可靠性，这是文化无法提供的。人们可以确信他们不是在谈论虚无缥缈的事情。但是，与研究财富的科学不同，财富并不是最高尚的动机，除了大学之外，还有别的地方能把科学与贪婪如此完美地结合起来。如果存在一门性科学，并且有一批真诚而专心搞学术的教授，或许会出现唯一与此相似的情形，但这肯定会使学生纵欲过度。

      大学里的第三座孤岛是几乎就要沉没的古老的大西岛，即人文学科。这个领域从表面上看毫无秩序，对哪些东西应该、哪些东西不应该属于人文学科，或它的学科要取得哪些成就以及如何取得，都没有严格的说明。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人或人性的修正，是可以发现已被其他人抛弃的自我的场所。但是面对这一对乱糟糟的东西，从哪里入手好呢？对于那些知道在这里寻找什么才能满足的人来说这已是很困难的事情。对于学生来说，这需要强烈的本能和很多运气。我情不自禁地落笔写下这些类比。人文学科就像巴黎古老的大跳蚤市场，在纷然杂陈的破烂中，眼力好的人才能淘到被丢弃的宝贝，使自己发财。或者，人文学科就像一座难民营，所有那些被敌对政权砸了饭碗、赶出家园的天才们在这里闲荡，要么无事可干，要么干些粗活。大学的其他两大学科对历史没有用处，它们是向前看的，不愿意对祖先顶礼膜拜。

      人文学科的问题，从而也是知识统一性的问题，大概最好的反映在以下事实上：如果在今天的大学的某个地方还能看到伽利略、开普勒和牛顿的大名，这个地方就是人文学科，他们属于这种或那种历史——科学史、思想史或文化史——的内容。为了让他们得到一席之地，必须把他们理解为并非他们自身的某种东西——他们是整个自然的伟大沉思者，他们认为自身的意义仅在于他们讲出有关自然的真理。如果他们是错误的，或已被完全超越，他们就会说自己毫无意义。把他们放在人文学科中，就像用他们的名字命名一条街道或在公园一角树起一尊铜像。他们实际上已经死了。柏拉图、培根、马基雅维利和孟德斯鸠也处于相同的境地，除了在政治学中还有一点地盘。人文学科如今已经成了全部经典著作的贮藏室——但是有很多经典文献声明，它们讨论的是万物的秩序以及人在其中的位置，它们要为万物立法，阐明自然真理。倘若这些声明遭到否定，人们就不会再认真阅读这些作家及其著作，另一些领域忽略他们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只有把它们做成木乃伊才能保存他们。人文学科愿意收留他们，使他们失去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支持，他们曾经对其构成挑战，但是现在已经无须对付他们了。在人文学科的入口处，用多种方式和多种语言赫然写着：“不存在真理——至少在这里。”

      现在，人文学科成了独自拥有各种非专业著作的专业，这些著作坚持探索受到大学其他专业排斥的问题，。其他专业有真正的专家把持，它们就像苏格拉底时代一样拒绝自我反省，而且已经摆脱了那只牛虻。人文学科已经没有力气与春风得意的自然科学一争高下，只想仅仅作为一种专业生存。但是，正如我一再指出的，无论人文学科在实践中和理解中多想忘掉自己与自然科学的根本分歧，它们的根基已被自然科学逐渐瓦解了。无论是提出今人无法接受的问题的古典哲学文本，还是预设了崇高与美的存在的文学经典，物质主义、决定论、化约主义、同质化——无论人们如何描述现代自然科学——都否认它们的重要性和可能性。自然科学宣称在形而上学问题上保持中立，因此不需要哲学；另一方面，想象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一种能直觉地把握现实的能力——因此艺术与真理无关。现在孩子们提出的“有上帝吗？”“自由存在吗？”“恶人会有恶报吗？”“有可靠的知识吗？”“美好的社会是什么样子？”这类问题，也是科学和哲学曾经提出的问题。然而现在的成年人整天忙于工作，孩子被留在叫做人文学科的日托中心，这里的讨论在成年人的世界里毫无反响。不仅如此，那些天性好奇，为这些问题和似乎是在探讨这些问题的著作所吸引的学生们，很快就会因为以下事实而沮丧不已：他们的人文老师不想或不能用这些著作回应他们的需要。

      古典著作的问题并不新鲜。你在斯威夫特的《书的战争》中可以看到本特利这个人，他是18世纪首屈一指的希腊学者，站在现代人一边。他承认现代思想优于古希腊思想。所以，为什么要研究古希腊著作？传统科系对这个问题都避而不答。有各种回避方法，从单纯的语言学分析到用这些著作解释思想与经济条件的关系。但实际上没有人打算用旧日的阅读方式去读一读它们——搞清楚它们是不是真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讲的不是如何为好人，而是希腊人的道德观。可是谁还真正关心这些劳什子？凡是正常人都不想过严肃的生活了。

      我就经典著作在我们时代的处境所谈到的一切，有助于说明人文学科的状况，之其实只是大学暴露于世人的一部分真相。与其他学科相比，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对经典著作的抨击最为严厉。它们最大的痛苦则是来自民主社会缺乏对传统的尊重和强调功利。如果说人文学科有利于创造力，教授们创造力的缺乏已变成了一种障碍。人文学科为许多属于它们的文学作品中的政治内容所困扰。为了对其他文化保持开放姿态，它们不得不改变自己的内容。因而，当大学的老习惯被人改了时，它们发现对“为何要改”的问题无以作答，也无法强迫学生去符合标准，或通过清楚地说明他们将要学习的东西来吸引他们。只要去瞧一瞧自然科学在这些方面的情形，便可认识到人文学科所面临的问题的严重性。以往时代和其他文化中存在着对自然现象的不同解释，自然科学对这个事实完全漠不关心。爱因斯坦和释迦牟尼的关系，纯粹是人道主义者为教育电视节目拼凑出来的东西。不管研究者会说什么，他们都很肯定它的解释是正确的，甚至就是真理。他们不必给出“为什么”的原因，因为答案似乎是一目了然。

      自然科学能够宣称它们在追求重要的真理，人文学科却不能做出这样的断言。这一直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没有它，任何研究都不能保持活力。如果谁也说不清“教养”的含义，如果人们认为有很多平等的文明，那么语焉不详的硬说没有人文学科我们就不能有教养，会让人听起来十分空泛。当人们不相信经典能够阐发真理时，“经典”的称呼就失去了合法性。真理问题是最令那些研究哲学文本的人感到棘手和困惑的问题，但也为从事纯文学作品研究的人带来问题。过去的教师说，“各位必须学会像荷马或莎士比亚那样看世界”，如今教师们则说，“荷马和莎士比亚跟你们有着同样的关切，能够丰富你们对世界的看法”，这两种说法有着天壤之别。前一种说法激励学生去发现新的经验，重新评价原有的经验；按后一种说法，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自由利用这些著作。

      我在这里要区分两个不同又相互联系的问题。在现代，人们很难为经典著作的内容作辩护，讲授经典的教授如今也不关心如何为它们辩护，对它们阐述的真理不感兴趣。这一点你可以从《圣经》的遭遇看得很清楚。把它归入人文学科已经是亵渎神明了，是对它的要求的拒斥。在研究《圣经》时，几乎不可避免地会使用两种方式之一：强迫它接受现代的“科学”分析（这被称为“高等考证”），对它进行肢解，以表明“圣”书是怎样拼凑起来的，它们并不像它们自己所声称的那样。从书中可以发现许多已经灭亡的文明的踪迹，所以它作为一种拼图还是有用的。再不然就是把《圣经》用于比较宗教学的课程，作为人们需要“神圣”的反映，让它为非常现代、非常科学的“神话”结构研究出一把力。（这里你可以加入人类学家的行列，并真正做到生气勃勃。）教师如果天真地看待《圣经》，它说什么就信什么，或句句当做圣言，会被指责为缺乏科学能力和缜密的头脑。不仅如此，他兴许还会掀起轩然大波，再次引发宗教之争，在大学里引起理性与神启之间的争吵，这会打乱舒适的环境，以人文学科蒙受耻辱而收场。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启蒙时代的政治设计的痕迹，它要让《圣经》和其他经典著作变得没有危险。这项计划是人文学科软弱无力的根本原因之一。看来，只好“把《圣经》当做文学”，而不是作为它自己所宣称的“神启”来讲授了。这样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不依赖于学者歪曲的注解，独立地阅读《圣经》了，就像我们阅读譬如《傲慢与偏见》一样。因此，少数感到其他方法有问题的教授，倾向于凭自己的良心行事。

      长久以来，人文学科的教授不顾一切地想让自己的研究题目符合现代性，而不是对它提出挑战。在保罗·肖里所编柏拉图《理想国》（这是我的启蒙读物）的媚俗风格中，你可以看到这一点。他在书中急于表明，柏拉图已预见到1911年某个美国心理学教授的这种或那种发现，可是他对柏拉图与当时观点之间令人尴尬的分歧却故意装聋作哑。人文学科的许多研究，不过是此类事情或复杂或简单的翻版。我不否认，至少有些教授喜欢他们研究和讲授的经典著作。但是也存在着让它们跟上时代步伐的粗暴努力，这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把它们看作由现代理论——文化、历史、经济或心理学理论——形成的东西。自从有人编造出“意图谬论”这种说法以来，努力按照作者意图阅读经典著作简直成了罪过。在弗洛伊德式批评、马克思主义批评、新批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以及其他思潮中间，一直存在着有关方法的无休止的争吵，所有这些思潮有一个共同前提，即不管是柏拉图还是但丁，他们如何谈论现实并不重要。这些批评学派让经典作者变成了现代学者设计的花园中的植物，同时否认了他们本人的园艺设计天职。古典作者本应培养现代学者，甚至埋葬他们。尼采说，《会饮篇》受到现代学术的关照后，它便离我们而去，再也不能诱惑我们；它那逼人的魅力已彻底消失。当《会饮篇》落到这种地步，人文学者阅读它不是出于内在需要和某种紧迫感，当然也就没有人再让经典著作支配自己了。选择研究索福克勒斯的学者也大可以选择研究欧里庇得斯。为何要做诗人呢，为何不做哲学家或历史学家呢？为何要做希腊人呢，干脆当个土耳其人不是也挺好的吗？

      大学中有少数人文科系能够令人敬重地逃进科学，譬如，考古学以及语言学和文字学的某些研究，它们几乎完全切断了与书本内容的关系。当然，美术与音乐在很大程度上也独立与书本中的意义，虽然研究它们的方式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什么是艺术以及什么是艺术中真正重要的东西的流行观点。人文学科中也有大量的纯学术性工作，譬如词典的编纂和教科书的编写，它们是中性的和有益的，可以供那些要发表意见的人使用。

      科系名单主要是有一大堆各种语言系和文学系组成，通常每一种西方语言设一个系，其他语言则被合在一起。除了英语系，它们都有外语教学的任♂务，教师必须把一门难懂的语言学好，然后教给那些其实不很想学外语的学生。而且除了外语，还有一些用外语写的书，学习外语是必须阅读这些著作。因此，老师得学好外语才有资格讲授书中的内容，这尤其是因为那些著作现在不属于任何学科。但是，老师精通外语并不能保证他真正理解和熟悉这些著作。著作非常重要，但语言往往要向文学摇尾乞怜。外语系是古典文学的主要卫士，并且极力维持他们对这些著作的支配权。大学的惯例淹没了事物的本质。它发放许可证，禁止无证狩猎。而且，由于这些惯例，教授们更注意听取彼此的意见而不是局外人的意见，而局外人也更注意听取教授而不是其他人的意见，这就像外行人在健康问题上更看重医生而不是平常人的意见一样。这很容易让专家们自鸣得意（直至遭到外界突如其来的打击，平譬如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运动）。研究希腊的教授忘记了或没有意识到，托马斯·阿奎那并不懂得希腊文，但他是一个比任何人都更为出色的亚里士多德阐释者，这不仅是因为他天性聪颖，还因为他对待亚里士多德的态度更认真。

      语言和文学系的这种格局造成了另一些结构性困难。希腊的诗歌、历史和哲学是否应当合为一体？或者，决定着实质内容之表述的希腊语是不是一个次要事实？是否有可能完全撇开与希腊的关联，把柏拉图和法拉比或亚里士多德和霍布斯并列？不管愿意与否，这些系都被迫采用了历史前提。希腊哲学家只是希腊文化的一小部，或者更有可能的是，希腊文化或文明整体就像一块精心编织的锦缎，它的主人是研究希腊的学者，而不是希腊的哲学家或诗人。从一开始，在思想和历史的关系这个问题尚未提出之前，这个安排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但采取的方式与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可能采取的方式截然相反。

      最有意思的事，失意的哲学在这些学科中谦逊地坐在一边。它被政治和思想上的民主废黜了，失去了统治的欲望或能力。它的遭遇明确地反映出我们的全部问题。哲学曾高傲地宣称，它是最美好的生活方式，它敢于探索整体问题，寻求万物的第一因，它不仅把它的基本原理运用于各个专业学科，而且建构和规范着它们。古典哲学著作是关于行动中的哲学，而且确实做着上述的事情。可是，它那些贫困的继承人却说，这简直是不可能的，太狂妄自大了。真正的科学不需要哲学经典，其他著作全是意识形态或神话。现在它们不过是些书架上的书而已。民主取消了哲学的特权，而哲学也拿不定主意是就此隐退还是给人打工。哲学就像建筑师，对整个建筑进行规划，木匠、瓦匠、管子工都是它的下属，没有哲学的规划，他们的劳作毫无意义。哲学创建了大学，但是它不能再这样做了。我们已经把它的遗产花光了。当人们含糊其辞地谈论通才与专才的不同时，他们所说的通才肯定是指哲学家，因为他是唯一包容或曾经包容一切专业的智者，他关注的主体对各个专业都是必不可少的，是真实的主题——存在或善——而不仅是各专业关注事物的集合。哲学不再是一种生活方式，也不再是至高无上的科学。它在我们大学的处境与它在当今世界中的绝望处境有着某种联系，也与它作为一个学科在美国的特殊历史有某种关系。就前一种情形而言，虽然理性受到严重的威胁，但尼采和海德格尔是真正的哲学家，能够应付哲学在当代的强大对手——自然科学和历史主义——的双重挑战。甚至在今天的欧洲，仍在给孩子们教哲学，哲学就像个实实在在的东西一样。可是美国的中学生只知道“哲学”这个词，它似乎是一种并不比瑜伽更严肃的生活选择。总之，在美国人人都有一套哲学。甚至在大学里哲学也没有强大的地位，尽管存在着一些例外。我们从一开始就有一种能够满足我们的大众哲学，我们把它当做常识。托克维尔说，美国人虽然没读过笛卡尔的书，但人人都是笛卡尔的信徒。除了实用主义以外，我们在哲学上几乎完全是进口方。在这个国家，一个人不必读一行哲学著作就能被视为有教养的人。哲学很容易被等同于夸夸其谈，比其他任何人文学科都更容易被人这样看待。因此学哲学一向是一场苦战。然而，那些真正想学的学生总会从它的宝库中发现一些令人振奋的东西。

      但是哲学已经屈服了，而且很可能会悄无声息地消失。它的科学成分——逻辑学——隶属于科学，能够轻而易举地脱离哲学。这是一门很严密的学问，由能干的专家从事，与那些永恒的哲学问题毫无干系。哲学史，即已经消亡的哲学的藏身之处，对学生来说曾经一直是最有活力的，今天却被人忽略了，而且学生发现它在别的学科中有更好的待遇。实证主义和普通语义分析长居于主导地位，不过它们仅仅是某种方法，它们让那些对人的问题感兴趣的学生厌烦。这些学派的教授根本不会、也没有能力探讨任何重要问题，对学生来说，他们自身也不代表一种哲学生活。存在主义和现象学在一些地方站稳了脚跟，它们比实证主义或普通语义分析更能吸引学生。天主教大学一直与中世纪哲学、从而也与亚里士多德保持着某种接触。但是总的说来，哲学呈现出一片萧瑟的景象。这就是以下现象的原因：在美国，很多有哲学天分的人先是被吸引到新兴的社会科学，现在又转向文学和文学批判的某些分支。现在的状况是，哲学不过是一个人文学科的研究课题，它内容空泛，也不想在大学危机中发号施令。实际上，与其它人文学科相比，哲学中更缺少令人振奋的传统力量；而且你会发现，在重振通识教育的努力中，哲学教授是所有人文学者中最不积极的。普通语义分析表现出某种谦逊——“我们只想帮你弄清楚你正在做的事情”；但也不乏沾沾自喜：“我们知道整个传统错在哪里，我们已经不再需要它了。”于是传统从哲学的领地里消失了。

      本书第二部分列举的全部语言都是由哲学创造的，而且在欧洲，总所周知它们就是由哲学创造的，所以它为走向哲学铺平了道路。在美国，它的祖先却不为人知。我们没有经历过导致这些成果的思想历程，就接受了这些成果。但是，对根源的无知和美国大学的哲学系对来源没有要求——这实际上与普通民众对它们的无知毫无二致——意味着，我们语言和生活中的哲学内容不会把我们引向哲学。这就是我们与欧洲大陆的真正差别所在。在这里，哲学语言不过是晦涩的术语而已。

      按写作语言进行文学分类有着十分明显的弊病，这在50年前导致了把它们重新统一起来的聪明计划。于是设立了比较文学专业。但是，和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此类事业一样，人们对这个新学科应该做些什么十分迷惑，它往往导致一些凌驾于文学作品之上的比较体系，赞美创造者的天才，而不是解释这些著作的内在价值，摆脱武断的限制。现在，比较文学大体上受到一批教授的操控，他们深受巴黎的海德格尔信徒的后萨特主义一代的影响，尤其是德里达、福柯和罗兰· 巴特的影响。这一学派被称为“解构主义”，可以预料，它是以哲学的名义压抑理性、拒斥真理的可能性的最新阶段。诠释者的创造性活动比文本更重要；没有文本，只有解释。因此，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东西，对那些原著所要告诉我们的认识，转而变成了这些权势者的主观性和创造性的自我，这个诠释者说，不存在文本，也不存在文本所指涉的现实。对尼采的低俗解释把我们从了解文本的客观必要性中解放出来，这些文本本来能让我们摆脱日趋底下、狭隘的眼界。一切都倾向于弱化传统对我们提出的要求；这无异于消解传统。

      这种时尚会消退的，它在巴黎已经消退了。但它诉诸我们最坏的本能，展示我们易于受到各种的诱惑。它是对我在卷二讨论的“生活方式”科学的文学补充，怪异的德国式哲学话语使我们迷醉，并取代了真正严肃的事物。这不会是失魂落魄的人文学科探寻想象王国的最后一次尝试，这个王国能使民众的民主品味得到满足。

注：
【1】作者这里借用了几部著名小说的名称：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讽刺了对科技进步盲目乐观的态度，梭罗的《瓦尔登湖》描写的是淡泊人生的自然生活。巴切勒的《幸福岛达瑞尔》讲述质朴而充满朝气的乡村生活。“黑暗王国”则是圣经里的说法，与“神的王国”相对。
【2】自然科学其实对此毫不关心。它对于其他地方上演的任何事情都不抱敌意（除非受到攻击）。它实际上是自给自足的，或者几乎如此。如果其他学科能够证明自己符合自然科学的精确标准，通过了它的检验，自然而然就会得到承认。自然科学不自夸，也不势利，它是真实的。斯威夫特指出，自然科学会议习惯性的、显然也是走出自己领地所必要的举动，是涉足政治。正是在这里，虽然是以令人困惑的方式，它承认自己是一个更大事业的一部分，它依赖于这个事业，后者不是它的方法的产物。就像苏格拉底最先指出的，卑贱的政治指出了对哲学的需要，甚至科学家也不得不承认这种需要。自然科学家并不把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予以尊重，但他们也强烈关注政治。这是重新审视一切事物的出发点。难道核战争的危险或萨哈罗夫的监禁仅仅是偶然事件？——原注
【3】心理学正从社会科学中神秘消失。它在现实世界中取得的前所未有的成功，诱使她放弃了理论生命。既然精神治疗医师已在家庭医生旁边取得一席之地，或许他的训练现在更应该属于类似于医学院的地方，而不是科学，与它相关的研究活动因更多地指向处理病人的特殊问题，而不是建立心理学理论。弗洛伊德的理论已被结合进社会学、政治学和人类学的某些方面，但好像本身并没有给社会科学带来更多的东西。这留给人们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即精神治疗的坚实基础是什么，它的新思想来自于何方。严肃的学术性心理学留下的部分，实际上与生理学融为一体了。——原注
【4】对人以及经济学家来说，“”不发达意味着不好；“发展中”意味着较好；“发达”意味着很好。——原注
【5】我很想说，心理学教导我们，性是基本现象。如果从刺激-反应的角度理解，它其实更接近于经济学，当从感情障碍的角度理解时，它更接近于人类学。如果有人想从心理学得到更多东西，他就会看到一块路牌，上面写着：“到人文学科去。”——原注
【6】历史学和政治学一样有着希腊渊源，除了面临严格意义上的现代社会科学的其他问题外，它也存在着古代-现代认同危机的各种因素。如我所说，当事人和旁观者都拿不准它算社会科学还是人文学科。它的问题在于它抵制各种行为科学的技术，它研究的是具体，因此不易归纳出通则；它研究的是往事，因此超出了可控制的试验范围；但它并不希望自己变成纯粹的文学。我相信，无论哪一门社会科学都不会把历史学纳入社会科学的名单，只有与社会科学不同的一个研究政治实践的政治学领域除外，例如美国政治和国际关系的某些研究。直到19世纪历史还主要是指政治史；而且不像政治学，它在现代化的早期没有被重新建构。在新的创建时期它的传统角色还得到了加强，因为它告诉人们过去发生的事情，而传统的政治学只讲应当发生的事情。因此人们认为历史学更接近事情的真相。历史学不得不等待19世纪借助历史主义实现的现代化，历史主义认为，存在，当然是人的存在，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历史现象。历史主义好像给历史学带来了莫大的好处，是提高其地位的关键性一步。但这种表象多少带有欺骗性。历史主义是一种哲学理论，而不是一种历史学说，也不是由历史发现的学说。不是哲学的名望依附于历史，而是恰恰相反。今天，所有的人文学科都是历史的——不是哲学，而是哲学史；不是艺术，而是艺术史；不是科学，而是科学史；不是文学，而是文学史。因此历史既是这些学科，又不属于这些学科，它们是人文学科中分立的学科。历史成了包含所有人文学科的空泛的普遍理论，除了它目前仍然保留的谦和而狭隘的政治自我。但是，由于历史学没有像政治学那样在政治激情中找到自己的固定位置，所以很容易在流行思潮的影响下漂离自己的码头，就像政治学会受到另一些思想、尤其是历史主义的轻蔑一样。所以，历史虽然是一项令人惊叹、非常有益的研究，拥有最博学的研究人员，但从整体上来说，却成了寻求自我定义的六种学科的各种方法和目标的大杂烩。——原注
【7】应该指出的是，许多打算到大学学习自然科学的学生，在学院里改变了他们的初衷。而一个在上大学之前对自然科学不感兴趣的学生，不如学院后会对它感兴趣，则是从未或几乎从未发生过的。这是对我们的普通高中教育和特殊科学教育的特点的有趣写照。——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