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论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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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arr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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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in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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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8-23 22:15:2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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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NCarrot 于 2012-9-15 01:23 编辑

(1) 什么是政治哲学？在人们通常的用法中，政治哲学一词的含义是相当灵活和含混的。它可以用来指政治思想、政治理论、政治科学、政治学说等等。但是施特劳斯认为政治哲学作为一个学科是有其特定含义的。他给政治哲学下了如下定义：政治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枝，它以寻根求源、广泛而系统的方式探讨人类政治生活的问题。施特劳斯解释说，对于政治领域中的事物，我们不可能不持赞成或反对、选择或排斥、赞美或谴责的态度，所有这些态度都涉及到好与坏、善与恶、正义与不正义的判断，而这样的判断是以一定的判断标准为前提的，政治哲学的努力就是要探讨这些标准，以期获得关于这些标准的真正知识。因此，政治哲学本身并不是中立的，他的目的即在于认识政治事务的本性，也在于认识公正的或好的社会制度。
(2) 施特劳斯认为，应当将政治哲学同一般的政治思想区别开来。就人们通常的理解而言，政治思想是对政治观念的反思或阐释，而政治观念是有关政治的基本法则或要素的音响、一件、幻象等等。因此，可以说一切政治哲学都是政治思想，但不能说所有的政治思想都是政治哲学。政治思想无关乎意见与知识的区别，而政治哲学之自觉的、连贯的和不懈的努力，恰在于用关于政治的基本法则或要素的知识取代它们的意见。政治哲学也不同于政治理论，通常所理解的政治理论指的是对政治状况的广泛反思，它可以导致广泛的政策建议。这样的反思最终诉诸于为公众意见或舆论主体所认可的原则，也就是说，它们武断地假定了很值得怀疑和探究的原则。
(3) 那么，政治哲学同政治科学是什么关系呢？施特劳斯说，政治哲学同政治科学原本是一回事，都是指对人类食物的包罗万象的研究。然而，随着哲学和科学的分野，以及现代自然科学权威地位的确立和哲学作为科学之科学的地位的丧失，哲学同科学的区别就被引入了关于人类事物的研究，于是便有了非科学的政治哲学与非哲学的政治科学之分；而且以前属于政治哲学或政治科学的内容现在归入了经济学、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名下。政治哲学即便不说已经是完全绝迹，至少也可以说处于凋零衰败的境地，丧失了它久已享有的尊严和盛誉。因此，说政治哲学已经名存实亡并非夸大其辞。
(4) 施特劳斯认为，造成上诉状况的根本原因就是当今社会科学中盛行的实证主义。这种实证主义坚持“事实”与“价值”的分离，主张社会科学必须将自己的范围严格限于事实领域，因为事实领域可以应用经验的或自然科学的方法，从中求得确定无疑的规律，而价值领域不可能有真正严格的确定性，只能是各执己见，莫衷一是，不可能有真正的科学。于是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区别成立科学和非科学的标准。按照这一标准，一切关于道德和基本的选择或原则的学说都成了荒谬的无稽之谈，以探讨人的本性、国家与社会的根本目的和原则，以及善恶、正义与非正义的标准等根本问题为己任的政治哲学，自然也就成了非科学的偏见。
(5) 然而，在施特劳斯看来，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有其致命的理论上的弱点。首先，它无法真正做到它所谓的“价值中立”或“摆脱一切价值”。研究社会现象，尤其是重要的社会现象，不做价值判断是不可能的。一个统计学家可以不作任何价值判断地统计各种数字，但一个政治学家或社会科学家，能在诸如民主政治与专制政治的优劣、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的问题上保持“价值中立”吗？其实，当政治科学家把“暴政”或“极权主义”之类的字眼用于政体分类时，他就已经做了价值判断。此外，相信现代科学知识是最高形式的人类知识，也就是贬低前科学的知识，因此这种信念本身同样也是一种价值判断。所以，现代社会科学吧“价值”从前门赶了出去，而又从后门放了进来，说明现代科学的“事实与价值分离”的科学标准是虚伪的，它因此不可能做到象它所标榜的那样“科学”。其次，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必然转变为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历史主义断言人类的一切思想和行为都有赖于历史情况，而历史情况的结果证明没有任何理性的目的或意义；相对主义宣称，表面看来是绝对的东西，只不过是相对于特殊偏爱心理而言的观念。这种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充分发展，最终会导致放弃事实与价值的区别，并否认现代科学的权威性。第三，现代科学的实证主义，以及必然与之伴随的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最终暗含着本来意义的政治哲学对社会和历史的理解，这种理解构成着现代社会科学的前提，而本来意义的政治哲学却被现代社会科学当做非科学的东西予以摈弃。这便是现代社会科学的困境，也是现代政治哲学的困境。

这段文字引自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史，译者是李天然。这段话虽然是译者在序言中说的，但是作为施特劳斯的观点的概括也不不为过。我想就这段话展开对于政治哲学和政治学的分析。
首先，一般来说，我们所说的政治学即是 politics，这是亚里士多德提出来的词汇。而同时，political science 也时常被译作政治学。如果是单纯的 politics 和 political philosophy 的关系，那么显然，是简单的包含关系，凡是政治哲学的问题都是政治学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用的是 political science，那么从上面引文中的讨论就可以看到对于政治科学和政治哲学之间的关系，可能有三种观点。而本文的目的就是讲述一下这三种观点。这三种观点分别是：

政治科学可以完全取代政治哲学
政治科学和政治哲学是无法分离的，两者是一样的（我没有说施特劳斯是这个观点！）
政治科学和政治哲学是不同的，但同时任何研究政治科学的人不可能绕过政治哲学去研究政治科学。

第一种观点的来源应该就像施特劳斯说的一样，是源于实证主义科学的发展。显然，在 physics 与 metaphysics 这两个领域之间问题的划分是比较清楚的，至少物理学家们知道自己研究的是物理而不是哲学，而哲学家们也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研究的是形而上学而不是物理（这里的科学家和哲学家是指现在的科学家和哲学家，而不是古代的）。原本在康德时期还是形而上学问题的很多问题，比如说他在纯粹理性二律背反中提出的某两条，现在都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来解释。尤其是随着科学哲学的发展，我们能够比较明确地得到一个问题/一套理论是不是科学的评价标准。其中大体包括了几个条件，比如说通过经验归纳所得，是客观经验而不是主观经验，实验具有可重复性（当然，政治科学中并不以实验为主，按照前美国政治科学协会主席 Lawrence Lowell 的原话“We are limited by the impossibility of experiment. Politics is an observational, not an experimental science.”而且由于很难进行控制变量和对照实验，政治科学在实验方面有些不尽如人意，不过大部分社会科学都会有这样的通病，除了心理学现在已经能够做的比较好之外），理论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数学化和模型化，是可证伪的，是经验的而不是先验的。以这种标准，似乎要把政治学中的问题划分为科学的和非科学的两类也是很容易的。而且，如果将人类视作复杂物而不是具体的具有个性的人，那么个体人的行为模式就和个体动物的行为模式类似，是确定的，所以根本就不需要讨论哲学，我们只需要知道人类的行为模式就可以知道人类的政治发展了。于是哲学将会是毫无必要的。问题在于，虽然何谓科学的标准已经提出来放在那里了，只需要把理论、问题和标准一一比照，看何者是经验性的实然性问题，何者是先验的或者是价值判断的或者是应然的，就可以很清楚地得到 (3) 中所说的非科学的政治哲学和非哲学的政治科学。

但是，施特劳斯不赞同政治学可以被这样二分，从 (5) 和 (1) 中我们可以看出，政治是离不开应然性判断的和价值判断的，我们说一个制度，比如民主，是好的，要么是想表表达“每个由理性的人组成的国家都应该实行民主制度”这样一个应然性判断，要么是想表达“民主国家比非民主国家好”这样一种价值判断；我们说应该如何设立法律本身就是一个应然性的问题；我们说。所以政治科学是没有办法离开政治哲学的，就像是物理学取代不了形而上学，心理学取代不了数学、伦理学、美学、认知论那样。而且，这种密不可分的程度要更强一些，因为政治科学中有太多问题都是价值判断问题。

政治科学和政治哲学虽然是密不可分的，但却不是不可区分的，我们应该可以将一个问题清楚地划分为实然性问题和应然性问题或者价值判断问题。即便对于某一个问题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区分，我们也可以将这个问题本身分解为几个问题，将其实然性和应然性的因素区分开来。比如说对于“什么样的制度是一个好的制度”，我们首先要研究一个价值判断问题“一个好的制度需要那些性质”，然后研究一个实然性问题“哪些制度可以具有这样的性质”。所以我们应该有能力区分哪些问题是哲学问题，哪些问题不是。（如果想和我详细讨论这一点，请另开一贴： “具有什么样性质的问题才能算作是哲学问题”）【请注意，如果没有办法确定这样一个政治问题是不是哲学问题的话，那么第二种观点就应该是正确的，也即政治科学和政治哲学无法进行区分。】
那么，如果我们可以判定一个政治问题是不是哲学问题，或者对于一个既不是哲学问题也不是科学的问题的问题，我们如果可以将其拆解为一个哲学问题和一个科学问题的话，那么施特劳斯的观点即是错的。也即在具体问题上，政治科学和政治哲学是可以分离的。并且两者互相不可取代。但是，由于在构建理论体系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完整的根基，所以不可能有单独的政治科学理论，其后方必须要有一套政治哲学理论作为支持。所以施特劳斯在 (5) 中所说的，一个社会科学家是没有办法像统计学家一样抛弃价值判断的说法是没错的。

当然，还要考虑一点就是这种区分的意义是否足够重要。比如说物理学中有很多先天性的，数学的命题，这些命题都不是科学的命题，因为它们的本质是重言式，但是这些命题的确会放在物理学这个框架中。这样我们就有必要考虑，将政治学中实然性的部分和应然性的部分完全二分是不是有价值的。虽然我们的确可以做到这种二分。但是有没有人会可以强调 F=ma 是一个数学公式而不是一个科学的公式，因为它不可证伪，它即是定义？显然没有。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说，保持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的含混性也是可以接受的。但这仅限于没有必要区分的情况，在有必要区分的情况下，比如说某个政策是否会造成某个后果，尤其是当这个后果是明确可计算的情况下，应该将其单独地列出来进行考量，而不应该混入个人的情感因素又或者是道德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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