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岳川

　　2010年4月份我去美国作讲演，在台上放了张我临的《兰亭序》的PPT，在讲的过程中居然有很多的学生来听，超过了原来人数的三倍。在斯坦福大学，校长还专门请我参观他们学校正在举办的一次外国人写的中国书法展。我逐渐感到,我的讲演还不如我带去的文房四宝有吸引力。西方人一直认为中国就是军事崛起，就是经济崛起，他们一直不觉得中国文化有什么了不起。所以我每次讲完了以后，一定要展开宣纸，现场写书法。因为我们如果不从技术上加以说明，仅靠一点理论阐述是不行的。中国的艺术、中国的文化，正在让西方产生兴趣。我就在想，在远隔万里之外，当人家对中国文化、对琴棋书画情有独钟时，我们的孩子在忙什么呢？现在很多同学早就把著名学者李泽厚忘记了，当成李泽楷了。

　　我的一个博士现在在美国教学，教了四年，前不久给我打了个越洋电话，问我:“老师，您赶紧告诉我，什么是床？”他说今天他们这个博士班讨论的话题是“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床”。抬头直接往正上方看，就看见明月了，很奇怪呀，床是露天的？因此，问我什么是“床”。我说，“床”就是李白所处的唐朝的一种家具，说白了，就是一个小板凳加小靠背，所以“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里的“床”也就是指这个。一个美国的博士班讨论中国唐代的诗，能这么细微，可见，他们对我们的文化既有兴趣又尊重。

　　反过来，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文化尊重吗？举个例子来说,我所在的北京大学做了很多好事，但又不是全部都正确。北大首先要反省的是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在北京大学**，然后，1930年代出现了疑古派，从此对中国先秦的东西都持怀疑态度，甚至有些人认为先秦的孔子撒谎，老子是不存在的，认为很多的先秦古籍都是伪作。然后，到了“**”时期，打倒孔家店，变成了打倒孔老二，这些大家都知道。但我提两点，大家可能不知道，北大的**在1966年底、1967年初，听了**及其他一些人的教唆，拿着锄头赶赴山东曲阜，居然把孔子的坟给挖了。挖了以后，本地孔子的后世人敢怒不敢言。最近香港想拍一部有关孔子的片，请我做他们的顾问，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孔墓里边还有没有孔子？”我说：“当然没有。”我们旁边有一个小国，四千八百万人，听说这个消息以后，他们发话说你们不要我们要，于是他们喊出了“孔子是我们韩国人！”接着，中国人不干了。韩国人说，你都掘了祖坟了，都打倒孔家店了，还把人家祖祖孙孙的七十多代孙子都挖了，我们难道不可以把他们的孤魂野鬼收回来？到后来甚至是“姜太公钓鱼”的姜太公也变成了他们的了，中秋节、端午节，他们都要。我相信这些文化不是中国的孩子不要，而是我们不够重视，因此，我呼吁我们的学校，不要光顾着过圣诞节、复活节，也要过一下咱们的几大节日吧。

　　我曾经做了个社会调查:鲁迅提出文化拿来主义以后，“五四”到现在九十年，我们拿来了多少？1900年到2000年，英法德意西班牙俄文六种文字，我去北大图书馆查了几个月，最后查出，一百年中国的知识分子前赴后继翻译了十万六千八百册西方书籍。

　　后来，我又反过来去做另一个社会调查：我们中国20世纪的书包括古代的书被西方翻译了多少？1900年到2000年只有八百多套。这数字是否准确？新闻出版署做了个调查，结果是：100比1，正好和我的数字相近。

　　我去了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去了他们的书店和图书馆，发现中国在海外的书主要是关于八卦、算命，还有一些看风水的、烹调的等，给老外的感觉就是中国没有经史子集，没有哲学，没有思想，也没有琴棋书画。我们曾经请过一个德国学者，一个美学家来讲课。他发现中国的学生很了不起，他说起哈贝马斯很多人都了解，又说起康德、席勒、黑格尔、海德格尔甚至贝多芬大家都如数家珍。还有很多德语系的用德文在和他们交谈，他觉得很好，很爽。有一个中国的博士觉得不太舒服就举起了手，问这位教授：“你对鲁迅怎么看？”这个教授用清晰的语言问他旁边的翻译说：鲁迅是什么地方？不知道鲁迅是一个人，问什么东西、什么地方？中国人应该反思：为什么我们的“脊梁”都不被其他人认识，而我们却知道西方那么多东西？

　　英国的马丁·雅克出了一本书——《当中国统治世界》，据说奥巴马看过，所以很多人看了这本书以后感觉到中国起来了。比如说中国的幸福指数为72％，美国的幸福指数为39％。最新出版的2008年互联网十大使用语言，第一是英语，紧跟后面的是什么，汉语。还有外汇储备，中国第一，再看东亚国家对未来亚洲中心的预测，居然日本、韩国都预测是中国。

　　欧美强国一方面把握着文化，妖魔化中国，另一方面开始攻击中国。CNN主持人卡弗蒂不断地咒骂中国，后来中国留学生开始游行——NO CNN!一位华裔的律师向法院提交诉讼，说侮辱人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他把那咒骂的录像全部剪辑好，诉讼法院，法院受理最后赔偿，达成了协议，说对中国人每一个人判赔偿一美元。那个主持人回去一算是十三亿美元，吓坏了，第二天就赔礼道歉。又比如说，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说了一句话：中国不会成为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以推进自己权利的、从而削弱西方国家的具有传播性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售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她没说别的，就靠中国没有学说，判断中国不是超级大国。她还攻击了中国的知识体系，中国的知识体系当然是古代的知识体系，就是儒释道,不能参与当今世界知识体系的建构，太落后了，不能成为知识生产大国。即使目前面临巨大的经济崛起，充其量只能是一个物质生产大国，在精神文化生产和创新上乃至输出上仍然是一个无需重视的小国。

　　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后，很多人把目光凝聚到中国身上，那么中国该何去何从？最近有消息报道，高盛公司预计在2027年中国的GDP将超过美国,变成世界第一。我想问的是，我们创造了什么？我在中外艺术协会主席团会议上，面对十七个主席和**,我提到这样一个问题：请在座的专家的专家、博导的博导想一想中国在20世纪在文学和美学上创造了怎样的新概念？大家说“话语”，我说对不起，那是福柯的。后来终于有一位想起来，说，我们有以阶级斗争为纲，有高大全，我说对不起那是俄国影响中国的。一个十三亿人的民族，从业人员在美学和文艺理论上不下于五万人。我们一个世纪连一个名词概念都创造不出来，不觉得很可悲吗？

　　我认为中国的声音太微弱，中国的声音微弱的原因不仅是老一代、中年一代的声音过分的虚无化，问题在于我们的青年有没有重新认识中国文化,有没有一日三省吾身，好好反省前人的文化遗产，有没有像那些美国人的眼睛去发现新的东西。如果有，我们才可以把中国人的声音变成一种真正的新声音。

　　（摘自《青年文摘(彩版)》 2011年第6期）